我能回答生命什麼

以下摘自維克多․法蘭可(Vikor E. Frankl)，《意義的呼喚：意義治療大師法蘭可自傳》
http://www.books.com.tw/exep/prod/booksfile.php?item=0010191196

中學時，我除了非常熱衷精神病學外(尤其是精神分析)，也開始對哲學著迷。社區大學有個由艾德加．祁勒哲爾(Edgar Zilsel)指導的哲學小組。十五、六歲時，我在那邊做了一次報告，題目不大不小，就叫做「生命的意義」。那時我就發展出兩個基本想法：我們其實不該去問生命有什麼意義，因為該被問的是我們自己。我們應該去回答生命問我們的問題，而要回應這些生命的問題，我們就必須為我們自己的存在負責。

第二個想法是：終極意義是――而且必須是――超越我們的理解力。我將之稱為「超意義」，但並不是那種「超自然」的意思。對於它，我們只能相信，而且必須相信。即使只是無意識的，但我們每個人其實都一直相信它的。

大約也是那時期，有個星期天，我像平常散步經過塔柏街某處時，我落入一個幾乎要把它稱之為像聖歌一樣的思考：命運是被祝福的，意義是去相信的。

這意思是說，不管我們經歷過什麼，必定有某種終極意義，即一種超意義。這個超意義我們無法理解，而只能去相信。分析到最後，這其實就是對斯賓諾莎(Spinoza)所宣揚的「愛命運」的再發現。